中国共产党一直都重视民族问题。1935年10月至1948年3月，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大汉族主义，中国共产党共开展了三次对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，使地处汉、回、蒙三大民族交汇区的延安成了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、民族团结的典范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摇篮。

       重新定义“中华民族”和“少数民族”的概念

       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，受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苏联的影响，倡导少数民族自决权。但到了延安时期，为了团结各民族共同抗日，中国共产党重新认识了“中华民族”和“少数民族”的概念。

当时，中国境内还存在着一些少数民族，如满族、蒙古族、回族、藏族、苗族及其他少数民族。1938年8月，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杨松，在《论民族》一文中认为“中华民族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，因而它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核心。它团结中国境内各民族为一个近代的国家”。这是党内第一次以团结抗日为目标，把中华民族定义为包括中国境内所有诸民族的理论，为10月份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民族区域自治奠定了理论基础。

       1939年12月，毛泽东在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》一文中最终明确提出了对“中华民族”和“少数民族”概念的权威论述。毛泽东指出：“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，……从很早的古代起，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、生息、繁殖在这块广大土地之上。……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。……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革命传统和优秀历史遗产的民族。”毛泽东的这段论述从民族领土、民族历史、民族人口、民族种类、民族精神、民族文化等方面揭示了中华民族的内在联系和整体性，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和国内少数民族概念的最科学的阐释。同时，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，进一步明确了各少数民族的客观存在，发表了一些文章，这一认识得到了普遍的认同，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养。

       订立宪法、纲领和单行法规等政策文件

       1937年9月，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，共发布了三个施政纲领和一个宪法原则，即1937年11月的《陕甘宁特区政府施政纲领》、1939年1月的《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》、1941年5月的《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》和抗战胜利后召开的边区第三届参议会通过的《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》。这些都对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权建设中民族工作的基本方针、政策和任务做出了法定性的规定，是边区民族工作的总方针和总政策。

       随着民主政权的建设，这些政策越来越强调民族共同体意识。如1937年的《陕甘宁特区政府施政纲领》中提到了民族自决和民族区域自治，到了1941年的《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》不再提民族自决，只强调民族区域自治，进一步加强了民族团结。为了具体落实这些政策，边区还在许多重要的单行法规中规定了具体措施，如《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》《陕甘宁边区优待移民难民垦荒条例》和《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》等，这些里面都有关于少数民族政策的具体条款，尤其是《选举条例》中，由于人数比例问题，对少数民族进行单独选举，保证了少数民族的参政议政权。

通过这些法定性的规定，少数民族的权利在各方面能够得以实现，从而把民族关系调整到了平等互利、团结抗日、共同发展的新局面中，赢得了各族人民的支持，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立有了法律保障。

       设立民族区域自治，共同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文化

       有了理论和政策的保障，陕甘宁边区政府积极落实，让少数民族切实感受到了政策的优越性和理论的先进性。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从民族理论到实践的飞跃，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创举，既有利于国家统一，也有利于民族平等团结。延安时期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、新正县回民自治区、定边县回民自治区、曲子县三岔回民自治乡和盐池县回六庄回民自治乡，并在城川成立了“蒙汉自治联合会”，在环县的庙子掌、砖城子和杨嘴子成立回民村等。

在这些自治区内，少数民族实现了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能力，提高了政治地位，发展了经济文化，调节了各方面的矛盾，加强了团结，如边区政府帮助自治区少数民族解决土地问题，给他们发放救济粮救济款，并定期在定边和盐池两县举办骡马大会，开展互市贸易。据1941年《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向第二届边区参议会报告与建议书》中的统计数据，仅关中就拨给回民荒地2131亩、耕地4006亩，盐池县城关区分给回民住宅地300亩，环县分给9户回民耕地400亩、墓地30亩。

和谐的民族关系吸引了很多国统区的少数民族陆续迁到了边区。1942年4月29日《解放日报》报道，从宁夏、甘肃迁到边区盐池和定边的有100余户回民。1946年，宁夏回民逃来定盐两县者达3000余人。这些工作使少数民族认识到真正平等团结、共谋发展的民族共同体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。

       创立各级少数民族学校

        少数民族干部在民族工作中起着独特的作用，通过少数民族干部能更好地调动各民族人民的积极性，因此，党高度重视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。一方面，创立了各级民族学校和民族学院，系统地培养干部。从1937年至1945年，边区政府共创立了七所伊斯兰小学、两所蒙古族小学和一所回蒙学校，党也重视社会教育，组织了伊斯兰公学、回汉盐民半日学校等。延安民族学院被誉为民族团结的熔炉，刚开学时就聚集了300多名各族青年，共办了6年，是新中国很多民族学院的前身。另一方面，党在实践工作中培养民族干部，党吸收了一些少数民族青年，让他们投身于民族工作中，如乌兰夫、马文良、鲜维俊、那素滴勒盖等。这些少数民族干部为革命奋斗终生，他们热爱自己的民族，同样也热爱着中华民族，始终把自己民族看作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成员，共谋发展。那素积劳成疾，不幸去世，他在留给蒙古族人民的遗言中写道：“共产党的奋斗方向，是全中国人民的奋斗方向。”

        他们建立了丰功伟绩，并以自身平等团结的形象，推动着各民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，坚持抗战，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，这些英雄一直活在人民心中，不断激励着后人继续前进，使得谋求中华民族的解放与发展成为了边区各民族的共识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。

（摘编自《西部学刊》2023年第22期 贺小娜/文）